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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浦东共成长!独家专访恒生中国副行长祝瑾:在内地长期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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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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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继续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明确要求,把一系列国家战略任务放在浦东,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展现新气象。

从1991年成立代表处开始到现在,已经快30年,可以说恒生银行在内地的发展基本是与浦东开发开放同步的。而立之年,面向未来,恒生中国副行长兼环球银行业务主管祝瑾坚定地说:“我们扎根在上海,成长在浦东,这个方向不会有改变。”

上海浦东,三十而立。

从一片稻田到如今的高楼林立,这30年间,她向世界展示了不断进取、蒸蒸日上的发展奇迹。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继续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明确要求,把一系列国家战略任务放在浦东,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展现新气象。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直以来扎根上海、与浦东共同成长的外资行有什么话想说?

《国际金融报》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恒生中国副行长兼环球银行业务主管祝瑾。入行初始便来到恒生、至今已有十余年银行从业经验的她,沿着浦东开发开放的脉络,向记者讲述了外资行扎根上海以来在政策引导、营商环境、经营自由度等方面获得的支持。

对于未来之路,祝瑾表示,“作为外资行,我们要充分发挥境外母行的优势,与内地市场跨境联动,两地紧密配合,为浦东、为上海、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吴林璞/摄

总部落“沪”的考量

《国际金融报》:外资行在华总部大多数位于上海,这是出于什么考量?

祝瑾: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有特殊的历史渊源。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亚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和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当时每日的交易额,虽不足与伦敦、纽约媲美,但是绝对凌驾于法、印、日之上。

得益于其独特的人文地理渊源和金融底蕴,上海享有得天独厚的“海纳百川”国际声誉。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资本为追求稳定与安全选择了上海,那么新世纪全球资本追逐安全与回报而投资上海,将是一个美妙的历史重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第一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在经济发展方面率先起步。1990年4月,开发开放浦东的大幕拉开。这时,外资行开始通过以代表处形式进入中国,首先就是从上海起步的。

我觉得,这和两个因素密不可分:其中之一便是政府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及很多优惠政策的陆续推出。通过浦东这些年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从一片稻田到如今的高楼林立,浦东开发开放离不开优惠的政策和果断的领导。

第二就是金融人才的储备,上海的一些高校,比如复旦、交大、财大等多年来源源不断地为金融领域输出优质人才;同时,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得益于海派文化的优势,上海也吸引了很多境外的人才和资金,这对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打造灵动式办公环境

《国际金融报》:恒生中国上海总部所在的恒生银行大厦也是陆家嘴的地标性建筑,能否介绍一下恒生中国与其的渊源?在上海总部工作的员工有什么样特殊的感受?

祝瑾:恒生银行于1991年进入上海,先是设立了代表处,为在内地拓展业务的港资企业提供方便的联络点,提供查询和咨询服务。同期,恒生亦在香港为内地多个大型基建项目,包括上海杨浦大桥(杨浦大桥始建于1991年5月1日,于1993年9月15日竣工,是市区最初建成的跨越黄浦江的大型桥梁之一)。

1997年,恒生申请将上海代表处升格为分行,并于同年12月获批开业。2007年本地法人化后,恒生中国正式成立,在上海以及周边的业务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上海,2007年到2011年,不到五年的时间,恒生设立了9家支行,员工人数也急速增长。原来的地方已不够用,公司最终找到现在的恒生银行大厦,并在2011年5月正式冠名启用。

明年就是我们启用总行大厦的10周年。今年我们对总行的办公室进行了整体规划和装修,为员工打造了一个全新、现代、灵动的办公空间。

这样的办公空间整体感觉和传统银行有所差异,更突出现代化、灵动和开放的特点,也体现了银行和金融科技的融合。从客户的反馈上看,也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而且能够看到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包括我们一些部门主管在内的高管现在都经常坐在外面和同事做沟通、交流。开放式的办公环境使得同事之间的互动更多了,突破了以往固定工位的限制。

事实上,银行内部的分工往往会比较细,尽管各部门各工种是分开的,但是工作中很多地方需要相互沟通,开放式的办公环境会降低沟通成本并且提高沟通效率,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

构建“双向沟通”机制

《国际金融报》:从支持外资行发展的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上看,上海是否有很多优势?

祝瑾:对于外资行的支持上,上海确实有很多优势。从几个数字来看:陆家嘴这个小小的地方就集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10余家金融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机构。

2020年3月,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第二十七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上海晋升全球第四,去年是第五。2007年该指数首次发布时,上海排名第二十四位。这些数据必然是相应的政策法规配合和支持的结果。

从全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到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去年的“金融30条”(《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上海对外资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和决心。

此外,外资行多年的发展,也离不开上海银保监局对相关工作的支持,包括在政策指导、风险管控等方面给予的帮助。总体来看,监管采取了一种市场化、海纳百川的态度,能够做到有问题及时沟通、反馈。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反馈往往是双向的。

从以往与监管的沟通来看,对于风险防控往往有着前瞻性。比如,面对一些风险的“暗流涌动”或者不规范的乱象,监管会主动作出相关信息的分享和提示,并收集各家机构的问题及时作出反馈。对于监管的指导和提示,我们也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和监管保持沟通,确保展业的合规。对于外资行来说,扎根上海,无论在营商环境还是经营的自由度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支持。

从上海走向长三角

《国际金融报》:恒生中国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展业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展业心得?

祝瑾:我们最早1991年在上海开始设立代表处。起初,主要是在上海开展业务。

党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高度重视、寄予厚望。

因此,我们也紧跟国家政策,2003年成立南京分行,2007年本地法人化后,杭州和宁波分行相继开业。长三角地区聚集了很多香港人,我们开始的业务也是围绕到长三角经营业务的香港企业和个人进行,后来逐步扩大到不同的行业和领域。

回顾我们在内地的发展也是如此,最初的时候是作为母行的一个延伸,以服务香港的企业或个人在内地的投资为基础。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我们的业务发展变得越来越多元化,除了“走进来”的客户之外,也开拓了很多本地的客户,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在与这些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企业有“走出去”的意愿和规划,也会请母行一同为这部分企业提供支持。

我们从上海走向长三角,这里面也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

2008年成立宁波分行时,作为开路先锋,我是第一波过去的,此前还没有外资银行入驻宁波,当时也受到了客户的欢迎。但从展业初期来看,由于国际上的做法和当地会有部分差异,外资行的一些业务模式也还并不为大家所熟悉,所以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比如,见惯格式合同的客户一时不容易理解我们合同里列出的诸多细节,需要一条一条去解释说明。其实后来客户也发现,一些问题提前列出来,后面便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也就慢慢接受了。当年的很多客户现在都还会有联系。

我相信现在客户对于外资银行的接受程度已更广、更深,而且外资行的某些展业模式其实也是给包括中资行在内的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启示,大家彼此之间也会有更多的沟通跟交流。

而扎根于上海,也让上海总部与长三角地区支行之间的交流更快速、方便、有效。我自己有十年的风控从业经验,从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业务发展来看,尽管一些业务是当地分行人员跟进,但审批都集中在上海总部。同时,信息传递也是双向的,各个地方的分支行不会感觉和总部的距离非常遥远。

外资行亟需两类人才

《国际金融报》:近一年多以来,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密集落地。未来恒生中国是否会扩大在华展业规模?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祝瑾:我们的母行在香港是最大的本地银行,内地和香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未来肯定会加大在内地的发展。

无论是从数据层面,还是我们的业务发展规划上,都能看到每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我们在这一块的决心是下得很大的。

事实上,内地和香港的互动也是日益频繁,借助同根同源、文化上差异不大的优势,沟通交流自然是比较密切。这一点也是我们相比其他母行不在中国的外资行的优势之一,是比较接地气的。

比如像今年疫情,虽然和母行面对面的交流不如以往频繁,但是我们依然会定期开会,便于对彼此情况都有清楚的了解,进一步知晓哪些方面能找到更多的业务发展点,哪些方面的风险需要小心防范。

人才方面,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资银行肯定会有更多这方面的需求。人才需求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通晓国际惯例,又有本土经验的核心金融人才;二是了解金融科技的复合型人才。

通晓国际惯例很重要,因为我们和母行有着很多层面的沟通,尽管双方在一些方面不尽相同,但关键在于大家要能够互相理解,然后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达成业务层面的共识。当然,本土经验也尤为重要,业务还是需要接地气。

相比之下,金融科技方面的人才需求更容易理解。可以看到,现在金融和科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未来彼此之间也会高度融合,从Fintech(金融科技)这个词就可以看出二者的紧密联系,所以未来这方面的人才需求也会越来越多,从而发挥出金融与科技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做好风控“守门员”

《国际金融报》:基于您10余年的风控从业经验,如何理解该项工作?对后辈们有何经验传授?

祝瑾:我本身是十几年前以管培生身份来到恒生银行工作,管培生使我能够到不同的部门里去做轮岗,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不同的岗位。现在来看,也为我后来整整十年的风控从业经验打下了基础。

谈到风控从业人士,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比较有防御性,比较像足球场上“守门员”的角色。大家往往都觉得守门员应该就是在球踢过来的时候将其有效地挡住,但我不是完全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界定。风控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堵”和“卡”,而是在建立一个全局观的基础上进行引导。

其实,足球场上优秀的守门员往往也都是一个好的调度员,要适时扮演引导角色。因为他的位置在后方,前面哪个位置有空缺、哪个位置人太多都可以一目了然。

我如果看到某个“位置”特别好,则会告诉相关业务同事。比如,经过市场了解,某行业现在是一个朝阳产业,可以告知同事多去看一看,甚至连怎么“踢”都可以交流一下。

当然,如果看到某个“位置”不太有利,我也会告诉同事,换条路、换个打法照样可以把“球”踢进去。很多做得好的风控人员,其实是站在一个战略高度上的。接触到不同行业的同时,融会贯通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会更倾向于看整个大方向而不只是一些微观的事物。

值得一提的是,对人才的一些要求并不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无论银行主管还是普通职员,不断学习都是新时代金融人才想要与时俱进必须具备的品质。特别是如今社会变化很快,如何高效地掌握新的知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里辨别真伪,都是金融人才需要具备的基本功。

混业经营中留下更多足迹

《国际金融报》: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继续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明确要求,把一系列国家战略任务放在浦东,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展现新气象。多年来与浦东同生共长,您怎么看待未来外资行可能展现出的“新气象”?

祝瑾:新时代,浦东又被赋予了新的五项重要任务,其中第四项: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浦东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支持浦东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更好地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

针对这项任务,我觉得作为外资行要充分发挥境外母行的优势,与内地市场跨境联动,两地紧密配合,为浦东、为上海、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从恒生角度来看,明年就是我们启用总行大厦的10周年。今年我们把整个大楼重新装修,也是做好了面对一个新起点的准备,也是我们履行长期在内地发展承诺的一部分。

从1991年成立代表处开始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恒生银行在内地的发展基本是与浦东开发开放同步的。而立之年,面向未来,我们扎根在上海,成长在浦东,这个方向不会有改变。

未来,在上海这样一个开明开放的环境下,借助政策的支持,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推出更多的产品。此外,获得不同的金融牌照也有助于展业更加多元化。这样的变化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尽管外资行在体量上整体相对都会小一些,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提供的服务也会紧跟客户、市场的需求。目前市场上除了间接融资外,直接融资也在增加,我相信,外资银行也会在混业经营中留下更多的足迹。

记者 吴林璞

编辑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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